岳清华  供稿

    “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传11：1）。”（意即人若施舍投资，日后必有回报。）

    画面回到1877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些传教士指责借助文化的传教士为“不务正业”，会上热心于办学的传教士如丁韪良、狄考文等引用了一段经文“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力主兴办教会学校，认为此举意义重大，事实也确如他们所言。
    基督教新教在来华的传教过程中，从一开始就较重视通过办学的方式而立教。传教士构筑了大中小学并举的教育网络，所引进的初等、中等、专科、高等教育体系和注重实学的教育方法，为中国近代教育观念的根本革新和教育体制的全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福州作为最早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自然成为传教士推行办学立教理念的先驱。在福州的三大教会：美部会、美以美会、圣公会都办有一些学校。美部会：于1848年创建格致中学、1956年创建了福州文山女子中学；美以美会：1881年创建英华中学、1922年创建福州华南学院附中（华南女子高级中学）、1858年创建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圣公会：福州三一中学、陶淑女子中学、寻珍女子初级中学等。
    早期教会办学困难重重，学校多是规模不大的小学，主要是为了给信徒的子女提供方便的就读机会，基督徒家的子弟可以就读于此而省去了崇拜孔子的麻烦。当然，也包含了一些传教士希望通过办学来传教，他们甚至不指望在受惠者身上实现他们的理念，只是希望借着教育，也许他们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女，或可因着耳濡目染、圣经熏陶而成为基督徒，不得不说这样的执念令人有几分动容。但即便如此，在当时八股取士、对数理化甚至陌生的中国人而言，将自己的子女送入教会学校如同哥伦布探险一样是需要拥有冒险精神的。传教士免费教学、甚至花钱请人上学，也只是贫寒人家为了生计而让孩子入学。更别提让传统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性进入教育系统。福建省文史资料选编记载，美部会于1856年设立“文山女子学堂”，福州风气未开、女子鲜少入学。教堂想方设法以物质为诱饵。每年春间福州发大水，教会便施粥发米；冬天寒冷，便发放冬衣御寒，渐渐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将女孩送入文山学堂读书。受社会风气和传统思想的限制，知道1890年学堂女生人数才有所增加。至19世纪中叶起，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需要大批人才，教会学校所传授的英语和近代科学知识使学生毕业后能顺利进入洋行、海关、邮政等薪资丰厚的行业，教会学校渐渐成为官神和富家子弟的首选。
    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毓英女子中学、福建协和神学院、塔亭护士学校、华南附属中学校、进德初级中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校、汉英学校、英华中学、三一中学、陶淑女中、格致中学、文山女中、寻珍女中、英华小学、毓英小学、三一小学、陶淑小学……这些学校有些已经无处寻踪、有些已经合并、有些至今存留。但无论如何，她们曾经在中国面临重大社会变革时期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教会学校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教会学校对当时福州社会的传统教育造成了冲击，乃至在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体制等方面都对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会学校是近代西方文化和教育体系的引进者和介绍者。教会学校使很多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制度。西式管理、西学课程、西方文化的校风。封建教育尤其到清代多空谈和琐碎考据，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数学、几何学、医学等等这些名词之于他们完全陌生，即便是中国人每天要做的“加减乘除以及这些小数的运用，都没有人教”。教会学校在这个空缺里做了很大的填补，教会学校开设有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美术等，不难看出与我们现行的教育体系相近。教会学校包含身教、心教、神教，身教即身体训练，他们鼓励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帮助他们成立俱乐部和青年组织。如福州英华书院于1885年成立了青年会组织，大约在19世纪末即开展“打球（篮球）运动”，到20世纪初，这项运动列为学校必修课。在19世纪末教会学校就有足球运动，福州三一书院足球在各地中学中是个强队。心教即推广知识和思想品德教育，神教则为基督教的神学教育。
    教会学校推动了福州妇女教育的发展，女子教育是全民教育的基石，但中国自古以来，妇女的地位就十分低下，传教士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之先河。传教士在福州所创办的学校中就有不少的女子学校，教会女学的创办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接受新知识的女性，使她们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作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正式成立与1908年（原校名为福州女子学院预备学校），著名作家冰心也曾在此学习。到1926年，学校共毕业38名学生，其中24名在教会学校任教，9名进入研究院。1928年毕业的12名学生中，2名进入医学院，3名后来获哲学博士学位。女子在历史的舞台上开始闪耀她“半边天”的光芒，当然更多受过教育的女子都走向了社会，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诚如坚持办学的传教士所言，办学如同“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日久必能得着”。传教士多少得着了一些教徒的子女继续成为教徒、得着了一些熟悉中国文化也了解基督教教理的传道人，得着了一些因为接受圣经教育而成为教徒的中国人。可之于中国远远高于狄考文他们的“得着”是从此以后“几乎所有中国大陆的大学都能看见教会大学的踪迹”（凤凰网），中国教育在这些近代教育之“示范者”的影响下走向近代化，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教会教育以及教育所带来的力量对于处在变革时期的近代中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